酒駕“同車同桌”處罰當慎行

　　治理酒駕是長期的斗爭，與法同存，不可能畢其功于一役，持久不懈的嚴格執法，才能保證懲治酒駕的威懾力。治理酒駕發揮好教育功能，的確是事半功倍之舉，但方法創新不能越過權力的邊界，更不能綁架公民的權利，否則，只會適得其反。

　　武漢市交管局近期將出臺一項新舉措：酒后駕駛“同車、同桌”將要接受處罰。查獲酒駕在依法對駕駛員進行處罰的同時，一律對“同車”人員進行現場教育；查獲醉駕的一律將“同車”、“同桌”人員送“醉駕警示教育基地”進行1小時深度教育。據悉，這是武漢市交管首次進行的嘗試。（7月13日《武漢晚報》）

　　武漢交管新規的初衷不難理解，對酒駕“同車同桌”處罰，主要是要求對駕駛行為相互約束，不坐酒駕的車、不跟駕車的人一起喝酒，從維護駕駛安全的目的出發，的確不乏善意，而且作為駕車人的親朋好友來說，也有相互提醒的義務。不過，從法律的角度來說，此舉還有違法越權的嫌疑。

　　首先，這些做法于法無據。酒駕人的同車以及一起喝酒的同桌，并不是交通違法的行為人，特別是非同車的同桌與實施違法行為沒有關系，目前沒有任何法規規定此類情形可以作為執法的對象。其次，這是類似株連的做法，損害了他人的權益。即便是“同車”明知駕駛者酒駕，還坐其車輛，也只能從安全風險的角度加以教育之外，而不宜以酒駕相關行為論處。至于醉駕的“同桌”，特別是不在被抓時的車上，送“醉駕警示教育基地”進行深度教育，這是一種強制措施，如果被強制的對象不是具體違法人，這種強制就是對人身權利的侵害。而公權的倫理是法無據則不可行。

　　或許有人認為喝酒同桌擔責有法律規定，如喝酒致死同桌承擔賠償責任，但這屬于民法的侵權責任范疇，帶有私權相互救濟的特性。交通執法不能照搬借鑒。《立法法》規定，涉及對公民政治權利的剝奪、限制人身自由的強制措施和處罰，只能通過制定法律來授權，任何部門都不能自定這些權力。此外，“同車同桌”同罰難有操作性，執法的阻力大、成本高，并非善策。

　　酒駕“同車同桌”處罰當慎行。治理酒駕是長期的斗爭，與法同存，不可能畢其功于一役，持久不懈的嚴格執法，才能保證懲治酒駕的威懾力。治理酒駕發揮好教育功能，的確是事半功倍之舉，但方法創新不能越過權力的邊界，更不能綁架公民的權利，否則，只會適得其反。

　　房清江